配资炒股就找配资开国大典上，陈明仁登上天安门，毛主席道：就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

1945年初冬的昆明街头配资炒股就找配资，夜风有些刺骨，远处传来阵阵军号声，脚步匆匆的青年军官们从昏黄灯光下掠过，其中有一个身材不算高大，却行走极有劲道的人，他就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中将师长陈明仁。谁也想不到，四年之后，这个曾在滇西雪雨里与日军拼杀的国民党名将，会站到天安门城楼上，出现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嘉宾之列，还会听到毛泽东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语——“唯独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，你来了，代表性就全面了。”

那一刻的画面极有象征意味。但如果只看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，很容易忽略掉陈明仁之前走过的那段路：黄埔军校的血火洗礼，抗战战场上的攻坚之战，和蒋介石当面争执时的倔强，再到1949年夏天长沙城里几番反复的思想挣扎。这些经历堆叠在一起，才让1949年10月1日的那一步显得格外沉重。

有意思的是，陈明仁从青年时代起性格就偏“犟”，讲起原则来，一点也不肯退让。正是这种几近固执的坚持，让他在不同阶段做出过完全不同却同样冒险的选择：在蒋介石麾下，他敢当面拍桌；到了大势已去之时，他又敢在几十万官兵和三千万湖南父老的命运上，做出和平起义的决定。若不理清前后时间线和关键节点，很难看懂他后半生的走向。

一、黄埔门下的“傲上将军”

1903年4月7日，陈明仁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普通家庭。按当时湖南士子的惯常路径，他本可以走读书、做官的老路，但1924年春天，他却决定南下广州，报考刚刚兴办不久的陆军讲武学校。那一年，他21岁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。

到了广州一看，讲武学校已经停止招生。路已经走了一半，总不能灰溜溜回乡，他干脆拿着自己的成绩单，去敲两位湖南前辈的门——校长程潜、教育长李明灏。两位老乡见到这个年轻人，成绩不错，说话利落，又有股不服输的劲，就起了爱才之心。但同乡关系摆在那儿，直接录取难免被人说闲话，只好悄悄把他的籍贯改了一下，再把他编入水平最高的第一学生队。

同年9月，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，陈明仁转入黄埔一期，成了黄埔第一批学生。这一转折，等于把他的人生彻底推向了军旅道路。1925年初，他参加“第一次东征”，刚从校门出来，就被推上火线。

那时的东征战场上，陈明仁的表现，说一句“不要命”都不为过。在进攻中，他连连冲锋，团长刘尧宸看在眼里，忍不住笑骂一句：“我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，没想到陈明仁比我还不怕死！”新兵能得到这种评价，非常少见。战役结束，他从刚毕业的少尉，直接被破格提拔为连长。

不久后的“第二次东征”，由蒋介石亲自指挥，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来到前线指导工作。10月13日傍晚的一场战斗，成了陈明仁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画面：团长刘尧宸被子弹击中头部，当场阵亡。陈明仁抱着团长遗体，长时间沉默，然后咬牙站起来，对副连长说出那句在军中流传多年的话：“今天当以死报国，如果你我之间有一人活着，父母妻儿帮忙照顾。”

接下来的一幕，很有戏剧性。他把队伍分成两股，自己带一股冲在最前，把青天白日旗插上了城楼。远处指挥所里，蒋介石拿着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，问身边教官：“第一个登城的是谁？”教官有些得意地回答：“您的学生，陈明仁！”三天后，庆功大会上，蒋介石当众喊出“向陈明仁看齐”，顺势把他提拔为营长。

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，陈明仁在国民党军中的履历一路向上。1930年，他已经是少将旅长。短短几年，又当参谋长，又进军政部任处长。1935年，他被送入陆军大学深造，1938年毕业后，出任第二预备师中将师长，兵权在握。到了九江抗战前线，他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，守住阵地，多次获蒋介石嘉奖，地位渐渐稳固，俨然是蒋系体系中的重将之一。

不过，脾气暴、爱顶撞长官的习性，也是在这段时间被军中上下看得一清二楚，后来那个“傲上将军”的绰号，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。

二、从“傲上”到“起义”，一念之间

战功带来威望，也带来军权。到1941年冬天，陈明仁所部第二预备师兵力膨胀，实际规模接近一个军，战斗力在国民党军中算是响当当。遗憾的是，部队武器装备尚可，军服却极寒酸。因为长期作战，又缺乏补给，很多官兵衣衫褴褛，被人戏称为“乞丐部队”。

这种情况本来在战时并不罕见，陈明仁嘴上虽不满意，却也只能硬撑。真正引爆矛盾的，是蒋介石在云南巡查时，看到一队衣着破烂的士兵，觉得“有损国格”，下令彻查。结果一查，正是陈明仁的部队。蒋介石大为光火，来了个“明升暗降”，将陈明仁改任第七十一军副军长，并限他两日之内交接完毕。

对一个有战功、有实力的将领来说，这种处理方式极易刺痛自尊。陈明仁在重庆与蒋介石对质时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为什么？”蒋介石只冷冷一句：“你这个师长没当好。”陈明仁立刻反问：“论作战，次次嘉奖；论训练，常列第一，校阅也不差，前段时间你还发电报嘉奖，怎么就忽然变坏了？”

蒋介石终究理亏，只好提衣服问题：“你部队的衣服没穿好，全军没有一个部队像你的部队那样破破烂烂。”陈明仁火气顿时上来：“衣服没穿好，怪谁？衣服是你发的，质量差得出水就破，去年发给我们的只有四成新。”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很快剑拔弩张。蒋介石怒极，命人把他押回重庆。陈明仁当场扯下中将领章，扔在地上，“杀头我也不服，我不要这个官了！”

这一幕，在军界传得沸沸扬扬，从此“傲上将军”的名头算是坐实。让人耐人寻味的是，蒋介石虽然被他顶撞，却最终还是压下怒火，这既说明陈明仁在军中确实有战功，也反映出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可用之将有限，不敢轻易动一个能打的军长。

被“明升暗降”后，凭借战功和战场表现，他很快又升任第七十一军军长。1945年滇西战役中，关键节点出现在攻打回龙山。那是1945年1月，当地是通往滇西的一道要塞。前一支部队攻打了整整一周，伤亡惨重，久攻不下，最后只好把这块硬骨头丢给陈明仁。

当时的美方联络员听说他要接防，带着几分好奇问：“你哪天能拿下回龙山？”陈明仁回得干脆：“我的部队明天到达，后天接防，第三天攻下。”对方忍不住再问：“一天就攻下？有什么根据？”陈明仁只说了句：“我是中国的中将，从来都说话算话。”联络员追问：“如果三天攻不下怎么办？”陈明仁给出了近乎绝决的话：“攻不下回龙山，我与回龙山共存亡。”

战斗打起来之后，进展极为艰苦，但他没有退让，很快就拿下了阵地。这一仗，不仅改变了滇西局部战局，也让盟军指挥官对他刮目相看。《陈明仁自传》中写得很直白：“当时任何部队打不下来的地方，都是由第七十一军来打。攻克回龙山这一战，是我生平非常得意的一战。”
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3月，他奉蒋介石之命率第七十一军开赴东北，在四平一带与解放军激战，以“死守四平”一役闻名一时，被晋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。本来前程仍在向上走，却因为同为湖南籍、又颇受信任的陈诚对他积怨已久，被抓住“短板”，撤职闲置，令其回南京“休养”。这一笔账，陈明仁心中极不好受。

在南京闲居时期，他脱下军装，穿上长袍，陪儿孙散步、与老友下棋、打麻将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对蒋介石“用人不公”的失望却日积月累。蒋介石大概没想到，这口郁气，会成为几年之后“长沙和平起义”的重要心理背景之一。

时间推到1949年2月，国共内战已经进入决定阶段。蒋介石命陈明仁出任长沙“剿总”副司令，率第七十一军和第二十九军进驻湖南，“死守长沙”。长沙这座城市，对蒋介石来说，是华中防线上的关键门闩；对陈明仁来说，则成了他命运转折的舞台。

同年6月，程潜通过地下交通线给毛泽东写信，表达了和平起义的意愿。毛泽东回信表示赞同。此时的程潜年事已高，又早被蒋介石架空兵权，只能算一个“没有军队的总司令”，要起义，关键就在掌握实兵的陈明仁身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中共中央开始讨论如何争取陈明仁时，很快想到了一个老名字——李明灏。这个曾在讲武学校、黄埔军校里教过他的教育长，既是老师，又是湖南老乡，私交不错，由他出面，最为合适。1949年7月26日，中共方面组成五人代表团赴湘，李明灏在列。陈明仁得知消息后，依照长沙局势，只同意把李明灏“单独请进城”，其他人留在城外观察动向。

这一安排，本身就体现出他的谨慎和多疑。城里的气氛很紧，各方势力交织，他既担心被扣“通共”之名，又只好在夹缝中试探前行。

三、长沙城里的反复与抉择

李明灏抵达陈明仁办公室时，看到的是一个对着墙上蒋介石肖像出神的老学生。陈明仁听到开门声，没起身，也没招呼，只是冷冷地回头瞥了一眼。这种冷场，让久经风浪的李明灏也微微皱眉。短暂停顿之后，他干脆开门见山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能不能和程潜一起起义呢？”

这句话像火星落入火药堆。陈明仁腾地站起来：“起义？你说得太简单了！你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”这句“尽管说”，既有挑衅味道，也带着真心探底。

接下来的谈话持续时间很长。李明灏把中共对起义将领的政策、毛泽东的态度，一条条摆给他听。陈明仁问得极细：“毛泽东欢迎我，是真是假？会不会算旧账？起义之后，部队是不是还归我指挥？会不会降职？会不会把我的部下当俘虏处理？”最后，他又补上一句很有性格的话：“如果有半点不满意，宁可战死，也绝不起义。”

在这种近乎逼问式的质疑下，李明灏站了起来，语气变得格外严肃：“共产党不像国民党，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。只要你肯过来，共产党就重用。别的例子不说，我一个国民党中将，现在都成了毛泽东的全权代表，你还在怕什么？你提的那些问题，只要你过来，当场兑现。”

话音未落，几颗子弹从他头顶掠过，打在墙上，溅起石灰。陈明仁猛然一惊，反应很快，拔枪还击，制服了刺客。审问之下才知道，竟是白崇禧一系的人，用钱买凶，意在除掉李明灏，破坏谈判。这出插曲，不仅暴露了“桂系”对湖南局势的关切，也让陈明仁心里一沉——原来真的是腹背受敌。

他索性将计就计，放刺客回去“报功”，对方信以为真，以为李明灏已经被击毙。表面上看，他是在周旋各方，实际上，心里已经产生了一丝愧疚和动摇。当晚，师生两人彻夜长谈，话从黄埔讲到抗战，从旧交讲到前途。到了黎明时分，陈明仁基本被说服。

不过，形势并非从此就变得顺畅。为了迷惑敌方，他按李明灏建议，在长沙不断发表“反共”演说，摆出“誓死抵抗”的架势，还调动武器，制造紧张气氛，暗里却与程潜和中共方面联络，筹划起义的具体步骤。

起义日期确定在8月初。偏偏在眼看只剩三天的时候，他的稽查处长毛健均因民愤极大，被地下党组织逮捕。消息传来，陈明仁暴跳如雷，逼着李明灏“立刻放人”。中共方面一再解释，这人与长沙民怨深重，如今交回去，舆论难以收拾。但出于整体大局考虑，为避免刺激陈明仁，李明灏最终还是亲自将毛健均送回。

意料之外的是，陈明仁非但没感激，反而当面表示“自己要重新考虑起义”。这一转折，无疑把局势推向悬崖边。几乎同时，黄杰、邓文仪奉蒋介石密令赶到长沙，摆在桌上的，是一摞金条和一封委员长手令。邓文仪语带讥讽地问：“是不是被共党收买了？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，许了你多大的官？你受委员长多年栽培，只能做国党英雄。”

接着，他从包里拿出一支崭新的美式手枪重重往桌上一放：“这枪是委员长赐你的，到了为党国尽忠的时候，就用它对付自己。”这句话，不得不说近乎一种精神上的逼迫。蒋介石既要他死守长沙，又不许他有退路。

在这种被逼到墙角的感觉里，陈明仁心中多年的屈辱与不平，像被人又重重戳了一下。他强压着怒火，淡淡回答：“我是委员长的学生，为党国效劳是本分。如果用重金来刺激我与共党决战，是小瞧我。黄金我不收，其他照办，请委员长放心。”话说得客气，心里的天平却已经出现裂纹。

消息传到李明灏那里，他几乎是“茶饭不思”。再见陈明仁时，他也不绕圈子，坐下就说：“你是高级将领，说话做事不能出尔反尔。几十万官兵的命握在你手里，这不是儿戏。”接着，他点了陈明仁最在意的“死守四平”：那一仗他一直当成功勋，其实在李明灏看来，“恰恰是被人利用”。如果这一次再替人“死守长沙”，无论胜败，性命都未必保得住。

之后的一段对话，带有很强的现实感。李明灏说：“毛主席派我来，不是因为打不赢你，而是为了三千万湖南父老，还有你几十万战士的生命。解放军兵力已经在你周围形成优势，你若自取灭亡，将来要背千古骂名。”这番话，直接点到了“名”与“责”，触及了陈明仁心底最敏感的部分。

沉默片刻，他把蒋介石送来的那支手枪推到桌中间：“从现在起，绝不变卦。如果再变，老师就用这支枪处理我。”这一句话，既是对老师的承诺，也是对自己的最后约束。

1949年8月4日，陈明仁与程潜以及38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联名发出起义通电，宣布“自即日起脱离国民政府，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”。第二天，他率部迎接解放军入城，湖南局势随之急转直下，长江以南的军事平衡就此被打破。毛泽东闻讯后，发来电报，“大义昭著，薄海欢迎”，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，用来评价长沙和平起义的意义。

四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“嫡系将领”

长沙和平起义刚刚过去二十多天，中共中央就向陈明仁发出邀请，参加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。1949年9月3日，他从长沙出发，10日到达北平。几天之内，陆续参加接见，见到了毛泽东、朱德等中央领导。

9月19日午饭后，毛泽东提议去天坛散步，程潜、陈明仁同行，陈毅等人作陪。一路上谈笑声不断，话题从湖南菜聊到战场轶事，气氛比许多军政会议轻松得多。走到一处空地时，毛泽东忽然停下脚步，回头叫了一声：“子良将军，来来来，咱们两个单独照个相。”这称呼里既有湖南老乡的亲切，也有对其军功、起义之举的认可。

陈明仁一时有些不知所措，站在原地愣了一下。一旁的陈毅笑着推他一把：“你和主席是湖南老乡呢，主席请你，你就别装斯文了。”他只好站直身子，和毛泽东并肩拍了一张半身照片。毛泽东随后提起社会上的一些流言，说有人说他“软禁陈明仁于长沙”，现在特意通过公开会见和书信，帮陈明仁澄清，“既可以破谣，也可以劝你那些还犹豫的同学故旧早些回来”。还特意叮嘱，可以把刚才的合影多洗几张，“想得到名字的，都送一份”。

谈话中，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，也是在这几天说出的。毛泽东说：“后天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，各方面代表人物都有，唯独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，你来了，代表性就全面了。”言语看似轻松，其实颇为深刻——当年黄埔军校里走出的“蒋系嫡系”，此时已站在天安门城楼，参与一个新政权的诞生，这种历史意味不言自明。

陈明仁借机坦率地作了自我反省，说起义前自己“认识不够”，蒋介石派黄杰、邓文仪来游说，他不仅没扣下人，还放走了毛健均。毛泽东并没有把话题引向“追责”，反而说：“不扣是对的。革命不分先后，那时若扣，反而惹出麻烦。愿意来的，我们派飞机去接；要走的，我们派飞机去送。你这样做，是‘智取’。”这种完全不同于旧军阀政治的态度，让陈明仁心里颇感意外。

在政协会议期间，毛泽东曾两次单独召见他，谈话范围不局限于功过是非，也包括他今后的打算。有一次，毛泽东问：“你以后是想从政，还是从军？”陈明仁没有犹豫：“我是军人，还是想在军事上做点事情。”接着又提起一个颇为具体的问题——他部队当时仍沿用“国民党起义军”的番号，官兵和当地百姓多少有些别扭，希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。

毛泽东递给他一支烟，说得很爽快：“行，你接着带兵。你的部队就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，你还是司令。有啥条件，尽管提。”陈明仁摇头：“现在是真服了共产党，一点条件没有。”毛泽东笑着打趣：“人家提条件，我还方便办事，你不提条件，我倒不好办。那就这样吧——解放军有饭吃，你也有饭吃；解放军有衣穿，你的部队也有，一视同仁。”

不得不说，这种近乎平实的承诺，对经历过“乞丐部队”“明升暗降”的陈明仁触动很大。他后来对手下说：“跟了蒋介石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过这么亲切的话。”

9月23日晚，毛泽东、朱德在中南海设宴，招待程潜、陈明仁等脱离国民党的民主人士。宴席不算奢华，却颇有家常气氛。之后不久，毛泽东还专门请陈明仁到住处吃了一顿湖南家乡菜。在这次饭局上，陈明仁主动提起“死守四平”的往事，说自己“有愧于人民”，情绪沉重。毛泽东没有翻旧账，只是反复宽慰，强调历史要区分阶段、看整体，这种态度，多少解开了他心中压了多年的结。

时间很快走到1949年10月1日。那天上午，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，礼炮声响彻长空。城楼上站着的，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人、民主党派代表、地方领袖，还有像陈明仁这样的起义将领。对于旁人来说，他只是众多嘉宾中的一员；对他自己而言，那一步踏上城楼台阶的动作，却意味着另一个阶段的开始。

1955年9月27日，中央军委授予解放军第一批军衔。陈明仁作为党外人士，被授予上将军衔，这在当时十分少见。他出身黄埔，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重要职务，又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，后来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整编和建设，这种多重身份叠加在一起，让他的上将军衔带有某种象征意味。

纵观他一生，脾气倔强、爱顶撞长官这一点始终没变，“傲上将军”的外号也未曾完全消失。但从讲武学校的青年学员，到滇西战场的攻坚指挥官，再到长沙城头权衡生死的起义司令，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身影，这条线索一路延伸下来，可以看见的是一个军人性格中的两面：一面是敢打敢拼、说一不二，一面是在历史关头终于能把个人荣辱放到一边，转而考虑更大的局面。

试想一下，如果1949年夏天的长沙，他没有下定决心，湖南战场的局面很可能会拖得更久，伤亡也会更大。蒋介石手里的那支手枪，既是象征“以死报国”的老观念，也是一个时代惯性思维的缩影。而陈明仁把它推到桌上，请老师“如果再变卦就用这枪”，事实上也算是与旧路告别的一种姿态。

历史并不会为某一个人的犹豫停下脚步，但在某些节点上，个体的选择确实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。1949年8月的起义通电，1949年10月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再到1955年受授上将军衔，这几处时间点串起来，构成了陈明仁后半生最醒目的几个坐标。那些坐标背后，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判断，也是战争年代千万条生命背后，极不轻松的一道选择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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